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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楠收入差距为什么不容忽视?

桂楠收入差距为什么不容忽视?

  贫富差距扩大虽然对社稳定有所影响,但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

  有些人的高收入与腐败行为、官商勾结有关,还有一些靠出身决定工作分配,而有的人的个人收入水平由组织安排决定,地产商靠土地管理的漏洞纷纷成为巨富,国有企业高层薪金总额完全由自己确定,垄断行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会破坏社会稳定。

  此外,“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在全社会追求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下,资本供应者一直处于强势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广大蓝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力,也不得不屈居于弱势地位。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环中,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没有较强大的工会、工人缺乏集体议价能力、企业缺乏正常的调薪机制,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从以下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而今已滑落至40%。相比较而言,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储蓄一直在20%左右。

  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样也存在拉大贫富差距的现象。不太合理的上市机制以及上市前原国有股权的贱卖,导致企业股东或提前“潜伏”的投 资者收益巨大,疯狂上涨的房价让有多套房产的富人财产暴涨,社会慈善组织的匮乏使穷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开支猛增等等。

  香港的基尼系数虽然也高达0.45,但他们37%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房屋补贴,社会上又有许多资金实力很雄厚的慈善组织和宗教机构一直在从事人文关怀工作,加上政府比较廉洁、机会比较均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也是香港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各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相对较少的原因。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当清除两极分化背后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因为贫富分化差距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直接可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高房价和医疗教育开支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低收入、高负担变得日益沉重,在这样困难的生活环境和这么低下的社会地位下,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体制的认同感会一点点减退。

  其次,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腐败现象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明显转差。

  再次,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各个获利阶层,那些有影响力的腐败者,包括腐败分子、与房地产商勾结而一直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利得者、与股市暴富相关的企业及公职人员、国有垄断企业高薪阶层和有机会转至国企的政府对口部门官员等,都会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竭力阻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及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等重大政策的真正贯彻实施,从而成为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形或无形的阻力。

  最后,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了底层民众生活困难,不利于刺激内部消费,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也十分不利,甚至还不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在未来10到20年,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推进收 入分配机制的全面改革,以求建立一个更廉洁、更有效率的政府和更公平、更富裕、更和谐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事实上也并不是那样。假如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比如:邓玉娇抗暴、杨佳杀警案、唐福珍自焚案等,很少是由贫富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而激发出的变故。杨佳并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颇有资产的企业家,他们实行暴力的根源,只是因为都咽不下一口气。

  假如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起治安问题,特别是贫困者衣食无着,就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

  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虽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但却因为社会治安不好,官民冲突就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也是使政府感到紧张的因素之一,而且随着这类事件的增多,性质越来越严重,它们很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致使社会动乱。

  为了深入了解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定收入差距的指标是货币指标,也就是拿钱的多少做对比。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称为效用。用享受衡定和用钱衡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存在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

  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远远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的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也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是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 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了,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却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

  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不同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不同。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不同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不同。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相反,钱少的时候反而能买到的享受很多。在钱多的时候拿钱买享受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些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不同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仅仅在于是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拿通讯来讲,桂楠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的家里才可以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

  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贫困者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就会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不同了,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每个人都能买起。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也不比穷人多多少。

  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2008年调查显示,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在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喜欢买名牌商品来显示自己,一只表就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也要几千上万;贫困者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与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却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距,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距。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距,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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